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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守建 目睹学术界之怪现状 理论著作原是子虚乌有 薛某某本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不过后来人们发现他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 薛某某就是靠一本新着被破格评为正教授和博导的。这本书名叫《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当时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界的热点，薛某某在发展经济学之后再冠以新发展三字，使其新书显得特别打眼。在与薛某某关系非同一般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推荐下，商务印书馆欣然应允出版这本透着新意的书。然后薛某某靠着这本书，顺利地被评为教授和博导。 后来武汉大学一位学者来京公干，碰巧遇上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问起了薛某某，交谈几句后，双方皆大吃一惊。原来薛某某那本《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根本就是一本不存在的书。薛某某几年前答应写出此书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是一拖几年，商务印书馆的稿约被薛某某置于一旁，没了下文。商务印书馆的这位领导询问薛某某的同事，薛某某的书何时完成，并让帮忙催促�？墒�，薛某某的同事却都以为他那本《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早已出版。因为几年前，薛某某在评正教授和博导时，出示了商务印书馆的一纸证明，证明他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书。他还同时出示了6份关于这本书的书评，以表明这本书的影响。 薛某某为了得到教授和博导的头衔，显然在行骗。商务印书馆遂向武汉大学发了公函，说明商务印书馆并没有出版薛某某的书。武汉大学调查后，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那本书当然是不存在的，至于那6篇书评也是薛某某自己捏造的。比如其中有一篇就是他根据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时一位评委的话扩展改写而成。 武汉大学的学者们发现，弄虚作假，招摇撞骗是薛某某惯技。美国经济学界有一项奖金，获得此项奖金的学者可以用这笔奖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这种奖金，各国学者只能获得一次，而薛某某却获得了两次，并且至今还在靠第二次获得的此项奖金以中国经济学家的身份携夫人在美国做着他的访问学者。原来第二次申请这项奖金时，薛某某伪造了自己的身份。 用非法出版物申请教授职称 「陈国生事件」在学术界已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而这一叫法成为专用名词，还不只是因为陈国生弄虚作假，是专职文抄公。陈国生之所以能够从众多的文抄公中突显出来，最重要的是在于他居然盗用他人的专用书号和专用条形码、并仿照其封面设计私自印刷，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自己的「研究专著」。 1998年7月陈国生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他在1997年申请破格教授的主要送审成果是一本名为《心理心态与历史研究》的专著（陈国生还用此书在西南师大历史系骗取了1000元的科研奖）。正是这本书使得「陈国生事件」从众多学术作弊事件中「脱颖而出」。 1997年，在评审陈国生职称时就有人反映陈国生《心理心态与历史研究》一书的书号有问题，可能是个假书号，西南师范大学就此事展开了调查。此书的封面所标明的出版单位西安旅游出版社后来给西南师范大学的一封公函实说:「我社无以任何方式给陈国生提供《心理心态与历史研究》一书的出版手续，该书纯属陈国生盗用我社名义自编书号并擅自印刷行为，更无收取《心理心态与历史研究》的任何费用�！� 《世界文明史》胡编乱造 世界文明史研究在中国正方兴未艾，加之适逢人类翻动又一个千年之页，总结人类文明成果，勾划世界文明足迹，成为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心愿。1998年6月，学苑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唐河主编」的3卷本《世界文明史》，据编者自称，该书为「一部展示人类文化遗产的旷世巨作」，「一组描绘人类发展足迹的巨型浮雕」。此书出版不久，即惊动了史学界。 唐河先生主编的这部书分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洋洋洒洒329万余字，定价680元�？墒�，当世界史专家们看过此书后，却由欣喜而为愤怒。 《世界历史》杂志一篇针对《世界文明史》的书评，对抄袭情况列出了一个详细的表格。据笔者对这个「抄袭内容一览表」的统计，被《世界文明史》一书剪接拼贴的著作共有36本，其中有5位外国学者的著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还不是完全的统计。 这套《世界文明史》不仅带上外国造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历史，而且由于大量照搬外国人的著述，还造成了不符合普通中国人常识性判断的错误。 教材的抄袭 据焦国标先生1999年8月4日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教材也要打假》介绍，一位叫林某某的大学老师，新写了一本《新闻采访学》，此书就存在抄袭问题。林的这本新书抄袭了人大新闻学院蓝鸿文教授的同名教材�！妇萃臣�，林书原句原话地搬用蓝着达200多行，而且皆未标明出处」。 据焦国际介绍，蓝鸿文的《新闻采访学》曾「屡遭某些后学者们的剪接、剽窃。早在1990年前后，这部书就被两位撰写新闻采访小册子的作者大肆抄袭、剽窃。最后经过法律手段才予了结」。蓝鸿文教授对此说道，「教材也需要打假」，他说，「林某某的《新闻采访学》是大学教材，不是一般的小册子，林先生不是一般的作者，而是大学教师，因而他照搬达260多行文字虽然远不及此前抄袭的数量，可是是鉴于大学教材和大学教师这个事实」，他「对此次被抄袭表示更深的遗憾」。 「亚洲第二个泰戈尔」复出 文学评论家阎纲，2000年2月在《中国文化报》发表文章《揭开「第二个泰戈尔」的真面目－－质问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4月份他又在《新闻出版社》上发表了《质问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胖屑泳剩└僭诮衣段恼轮惺紫榷冻隽伺裘摹盖翱啤�。鹏鸣10年前曾在盲文出版社出版过3大卷《鹏鸣情诗选》和一部《鹏鸣抒情诗选》。当时鹏鸣诗选的「内容提要」中，说鹏鸣是「天才的文学家」、「海外著名人士及崇拜者纷纷评论的亚洲第二个泰戈尔」。而实际情况是：《鹏鸣抒情诗选》的编辑者「中国当代作家选集编委会」纯属子虚乌有，《鹏鸣抒情诗选》署名「艾青」的序是其伪造的，该诗选卷末有一篇张志民、雷抒雁、伊山合写的《十年心血铸诗行》也是伪造的。鹏鸣的「骗子」行径遭到了舆论的揭发和谴责。在一片打假声中鹏鸣一度沉寂。 1999年8月鹏鸣复出，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150万字的精装两卷本《鹏鸣情诗经典》。 鹏鸣用以「登顶」诗坛的伎俩除了自吹自擂、弄虚作假夕还扯虎皮作大旗�！浮杜裘槭洹饭彩战逋迹ㄕ掌�113张，都是鹏鸣与政要、名人的合影」。 学术批评你好我好全都好 学术界现在盛行的是温情主义、矫情主义与虚情主义。 一种情况是，虽然表扬者有所言有所不言，只「栽花」不「种刺」，行文之中「温情脉脉，秋波频送」，但毕竟说的那部分还算实事求是，你好我好，好来好去确实是好，称之为温情主义固然可以。另一种情况是，表扬者不仅有所言有所不言，而且还有所乱言，多不实之词，胡说一通。其一是言过其实，任意拔高，目肿谓肥，春目为珠，动辄填补空白，开拓奠基云云。你好我好，好来好去，其实好不到哪里去，这可称之为矫情主义。其二是，言实相背，语多乖谬。文字垃圾被吹成佳作精品，学术骗子被包装成学术精英，陈词滥调说成是最新成果，空洞无物成了内容充实，一鳞半爪夸张为陈述详尽，故弄玄虚说成是莫测高深。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一些东拼西凑、抄袭剽窃的假冒伪劣之作也被赞誉有加。这种表扬，替骗子张目，帮垃圾扬臭，助伪书流毒，混淆视听，祸害学界。表面上，你好我好全都好，骨子里根本不好，溢美之词无所根据，成为假话，故而可称之为虚情主义。 学术界有地盘竞争、门户之见、山头主义、宗派思想。中国人还不适应没有权威的日子，学术界也不例外。学术界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泰斗，自己的权威。在有些人总是蠢蠢欲动，想要对这些学术界各个「山头」的「大王」们进行「革命」、「暴动」，以「颠覆」他们的统治时，有些人却在极力地进行着「反革命」活动。他们不停地为自己这个「山头」的「大王」唱赞歌，实际上这是一种为尊者讳的情结在作怪。一位学者很难永葆学术青春，他们当初站在学科发展的风头浪尖，被奉为一个学科的领头雁带头人，赢得了学术权威的地位。有朝一日他们落后了，再不能代表本学科的最高水平，则理应让出权威的位子。 近亲繁殖就是师徒共事，一个系里常常是徒子徒孙和祖师爷共济一堂。近亲繁殖的结果是拉帮结派，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所谓国有国法，帮有帮规。在这些通过近亲繁殖而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学术小团体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的「守则」和「条例」，但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在被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比如：不犯上作乱，家丑不可外扬，内外有别，专长自己志气不灭自己威风等等。于是长辈夸晚辈，小的吹大的。不仅「家和」，而且「万事兴」，当然也就看不到真正的严肃的学术批评了。 学术打假 难难难（小标题） 反打假行动 学术打假的难处在于作假者往往能采取行之有效的反打假行动。 学术腐败分子反打假行动措施之一是提起诉讼，告打假者诽谤什么的，还常常提出巨额精神赔偿的诉讼请求。目前虽还没有听说哪个学术骗子或文抄公之类的人靠这种方法击败打假者，不过这已对某些有心打假者形成了压力，让他们颇感为难。这种学术官司，对法院来讲是棘手的案子。在这种官司中要判定批评者是否侵害了被批评者的名誉权，关键是看批评者所批评的是否属实。而要做出这种判断，需对学术批评发生的学科领域有相当的了解，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这种判定一般法院很难做，而需要有相关专家的帮助。有些学术骗子正是看准了法庭仲裁学术之争存在困难，故意把学术之争变性为法律之争，以为可以混水摸鱼、瞒天过海。 再说，这种学术官司旷日持久。打假都即使不担心官司会输，也要因此赔进许多时间、精力和一定数量的金钱。这无疑增加了学术打假的难度，影响了打假的热情。 学术腐败分子反打假的措施之二是调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对打假声音进行压制或对打假者事后报复。在学术上制假售假者，大多是量小的非君子，同时，他们中不少人占据相当大的学术权力、学术地盘，在学术界有一定能力呼风唤雨。他们常常就靠这些资本封杀批评的声音。 在学术界有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任何人都是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的一个结点，学者也不例外。在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也是一种重要资源，开发利用这些关系能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学术界许多制假售假者深明此理。他们拥有发达的关系网，运用起关系来左右逢源、得心应手。据介绍，专职文抄公陈国生就应该是一个很会编织关系网的学者，他的那本非法出版物《心理心态与历史研究》中，被其在前言中感谢的人不少，其中「对撰写此书给予肯定指导和支持的专家」就有好几位是领导。 作假者靠关系网延伸了手脚，倍增活动能力，而对打假者则造成了束缚。比如，有人要发表揭露学者学术作假的文章，被批评者给学术期刊的学生或学术报刊的朋友挂个电话，就能把稿子毙了。再给在批评者单位工作的同学吱一声，批评者就等着受压制吧。 另外，连结学术界人际关系网的既有同乡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也有权力关系。那些握有行政权力的既仕且士者，要开展反学术打假行动尤其容易。比起其他文抄公、学术骗子，他们手中多了一张王牌－－行政权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院研究所一位老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学术界的假冒伪劣现象已经相当严重……这类假冒伪劣作品不仅能出版，而且可以获得规格甚高的优秀成果奖。你想提出批评吗？……真是困难重重！我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但收效甚微；因为你有你的权，他有他的权�！褂星苁构硗颇�，已是老话；新民谣说，有权能使磨推鬼。要揭露那些学术官员的作假行径，有时候简直如蚍蜉撼大树，难哪！ 打假与护假（小小标题） 学术打假的难处之三是，作假者所在学�；蚱渌蒲谢�，为了本单位的声誉，而替作假者遮掩。 有时候学者的作假行径被揭露，最紧张的不是其本人，而是作假者所在单位。由于作假者单位怕自己的学术声誉受损，一般都奉行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尽量搞好保密工作，能遮掩就遮掩。这就使许多作假事件包括一些颇为荒诞离奇的作假事件无法为大众所知，甚至学术界也无法了解，只有那么几个人知道。 有些学术上的作弊事件，被揭露后，有关单位不肯宣扬，对作弊者也不采取有实质意义的处理，只给个口头警告或找作弊者谈谈话就算了结。当初李富斌事件就差点以这种方式处理�！妒锢碓又尽繁嗉吭葱畔蛑泄笠荡笱ū死罡槐蟮呢馇孕形�，1992年5月，中国矿业大学领导就知道了李富斌的作弊行为。但他们当时并不想将此事公之于众，而是让科研处处长与李谈话，对李富斌只要求他保证不再犯。要不是李富斌事件影响太大，不断有人反映情况，估计李富斌会就此轻轻松松逃过一劫。学术界有些作弊者则比李富斌幸运多了，被揭露后随随便便就过了关。比如，中国某高校实验室工作人员曾揭露自己的同事为了能得出「新结论」而修改实验数据。结果揭露者因「外扬家丑」，而被调到后勤干杂务，而作伪者除了在内部会议上作个检查外，没有受到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处分，依旧搞他的科研去了。 本来，打假者揭露学术上的作弊事件，正是要将这些见不得光的丑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墒�，本应该约束本单位研究人员，负有打假义务的作假者单位却把已被揭开的盖子重新捂上。这种做法，与打假者的一片热心背道而驰，使得假不彻底，没有取得全胜，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打成。因为作假者被�；て鹄�，并没有受到严肃处理。这些高�；蚩蒲械ノ皇导噬系扔谧跃醯亟獬俗魑闭叩牡赖卵沽�，对在学术界弄虚作假者是一种纵容和鼓励。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20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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