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中国政法大学的董彦斌先生在京看过《色戒》后，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影院和广电总局退票或者更换完整版，理由是，影院未提供电影真实信息、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广电总局审查电影标准过严及未确定电影分级制度，造成原告精神损害，要求被告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据11月14日《京华时报》)。

　　原告董先生肯定年满18岁，根据推断，属完全行为能力人，符合起诉条件，但细察其起诉理由，似有诸多不妥之处，所以，法院不受理，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原告称，观看电影时发现被告“放映的电影《色戒》为删节版，该删节版经过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电影放映许可证许可”，而且“到今天都不确切知道”被告放映的电影“到底删了哪些情节”。问题出来了：影片中又没有插映字幕：“以下删节××分钟”，原告怎么知道是删节版？既然不知道删了哪些情节，谈何“成年消费者观看电影完整版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原告起诉的毛病在于，既然不能举证是否删节以及删节了什么，怎么可以凭借推测来状告他人？如果原告先生有确凿的证据，他本应起诉放映方没有像书商那样诚实地印上“以下删节××字”，因而涉嫌欺诈。

　　不过，如果像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立案部门要求的那样，一定让原告举一个没有删节的“范本”证据出来，然后一一对比，那么，原告“范本”的来路就成了问题，无异于“自证其罪”，万万使不得。所以，原告首先应当申请法院调取证据，请法院先有一个“完整版”。

　　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电影总局真的剪掉了什么，那么，被剪掉的部分，法官也是不能看的。否则，就意味着法官比一般人有更强的辨别力，就意味着法官与普通观众有所区别，这涉嫌歧视，也万万使不得。但如果看不到可资比较的版本，法官如何审案呢？法院肯定认为不便受理。

　　原告先生应当证明，他和电影审查工作者是一样的人——有相同的道德水准和专业判断力。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了解公众想要什么。但原告先生似乎无法证明自己达到了那么高的标准。

　　原告先生似乎还应当证明，他所期待的电影分级制，是以“不同年龄的人确有不同需求”为前提的，并且应当证明，我们国家现有的各级影院的管理能力和诚信度都足以落实分级制。否则，一旦有不该进的人进去，后果谁负？原告先生没有谈到，分级制意味着政府责任的细化，这成本应当由谁来承担？

　　原告先生最终要证明，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既然可以和爱人“做”完整版中的那些事，为什么不能“看”完整版？但是，我敢肯定，原告先生无法尽到这诸多的举证责任，而法律又没说这里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那么，这案件也就没法儿审了。

　　原告先生谈到了“放映许可”问题，但他没有说清楚。作为一部被引进的电影，许可引进是合法的，那么引进多少，无论是全本引进还是部分引进，都是合法的。站在电影总局的立场上说：我“不引进”合法，引进“整个”合法，给你“半个”为什么不合法？我针对的是全民，所以不存在歧视。

　　原告先生还有一个错误：他不该状告电影审查标准严格，而应控告这个标准“模糊”。根据法理，“模糊”的法律应当视同没有法律，否则无异于可以随意解释法律。

　　原告先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审查标准不能内部掌握？没有说清楚，不告知公众的法，属于秘密法。民主社会，秘密法必须是极有限的，必须涉及国家安危。显然，《色戒》没有这么大威力。

　　而一旦审查者给出它的标准，你会发现，它所删掉的，不过是全世界的健康男女都在做的那点事儿。既然不禁止做，看不看又有什么呀？原告先生何必认真呢？(邓子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