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1日电 新西兰中文《先驱报》11日刊发署名刘柠的评论文章《让善意的批评成为中日关系的增殖因子》，该文从观光签证问题谈及中日关系，文章认为，哪些政策是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良策，哪些是起相反作用的“恶法”，两国为政者都有反思之责。只有这样，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政策性瓶颈才有可能获得突破，一种指向双赢而不是零和的、良性循环的双边关系才可望构筑，从而从长远的时间轴上有利于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和两国的共同利益。

　　文章摘录如下：

　　2008年夏天，我在《凤凰周刊》撰文，以对我来说颇为罕见的刺激性标题——《日本的恶心》(多少有“标题党”的嫌疑)，批评了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的、把签证发放与否与观光者个人收入挂钩的观光签证政策，斥其为“反社会”、“反文明”。

　　该批评本身成立与否，另当别论，但笔者的初衷是想让日本观光及出入境管理政策的决策者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此政策，在中国公民的心中，无论其能否达到规定年收的门坎条件(25万元)，都注定无法唤起愉快的情感响应：未达标者，厌恶，更坐实了对日本所谓“经济动物”的传统印象；达标者，侥幸之余，感到个人隐私被公权力窥视、侵犯，也不会有什么好感。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第一原则就是公平、对等，我不知道如此明显缺乏“费厄泼赖”的、严重不对等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出台的，据说与国人观光者在日本的“失踪”有关。但极少数分子(而且有数据表明是越来越少)的“人间蒸发”缘何成为抬高政策门坎的借口，进而又为个人收入公开，并与签证发放挂钩之所谓“必要性”而背书的，其间的逻辑关系过于跳跃，过程含混不清，缺乏透明。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导，如此政策实施近一年，截至去年底，以这种被称为“家庭游”的形式获得签证，前往日本旅游的中国家庭仅有两对。而2008年， 是日本“观光立国”的国策得到极大强化的一年，为此内阁不惜单独成立观光厅来推动该国策的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从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邻国，仅有四个家庭前来“捧场”的事实，说明该政策完全是失败的，它浪费了社会资源了和近一年的时间，直接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且，其在中国国民心中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多少削弱了日本的国家软实力，未来日本有必要从政策上加以调整、矫正，以证明“日本其实并非那么势利”，挽回在中国人心中的丢分。进一步的消息表明，外务省与观光厅方面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着手修改有关政策。不久的将来，国人赴日旅行的政策限制，可望进一步放宽。

　　我并不认为，是拙文菲薄的努力收到了实效，我对舆论作用的期待，没那么乐观。但从拙文发表后得到的一些回馈来看，可以说，正是包括拙文在内的来自中国方面的善意的舆论批评，与日本政策决定机制的自我诊断、自我纠错程序的良性互动，导致了政策版本的“升级”。判断一个国家的政策决定机制是否健全的标志， 并不在于绝对不能出台坏政策，而要看出台坏政策之后，系统能否实现自我诊断，检出错误信息，进而启动纠错程序，升级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社会的反应能力、应变机制还是相当靠谱的。

　　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包括笔者在内的每一个有兴趣了解日本的中国人，都能像我的那些日本朋友自由地来中国旅行、购物、享受美食那样，能自由地去日本的百货店购物，在东京的学术书店里消磨时间，品尝正宗的日本料理和札幌生啤。我相信，那必将极大促进中日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客观上贡献于当地经济，有利于日本的“国益”。

　　当然，与此同时，作为“对等”的外交，中国也会对日本更加开放，我的一些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日本作家、学者朋友，将无需担心滞留超过每次签证允许的法定期限，免去不得不每每中断手中的工作，花时间、花钱为再度取得一个月的合法居留权而辗转出境到第三国再折返之苦。

　　哪些政策是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良策，哪些是起相反作用的“恶法”，两国为政者都有反思之责。只有这样，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政策性瓶颈才有可能获得突破，一种指向双赢而不是零和的、良性循环的双边关系才可望构筑，从而从长远的时间轴上有利于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和两国的共同利益。观光签证问题只是其中的一环，类似亟待解决的课题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