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单纯的照抄照转,实则是最大的怠工

　　——李瑞环谈实践、求是、改革、民主、务实、文明

　　谈求是

　　我向来不赞成随便划分“左”“右”的做法。一般的是非问题不能说左和右，是什么就是什么，何况现在许多问题到底怎么看还在实践、研究过程中。(摘自1998年7月9日、13日同部分政协委员就经济问题座谈时的谈话)

　　我们之所以强调注重实际，是因为现在脱离实际的东西太多，弄虚作假的东西太多。假情况、假数字、假政绩到处都是，假典型、假干部、假关系时有发生……假商品可恨，骗取钱财，坑人害命；假关系可恶，招摇撞骗，损公肥私；假情况可怕，干扰决策，误国误民。(摘自2000年9月11日听取山东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我们过去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有阶段的，没有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在许多问题上急于求成，搞了一套超越阶段的“左”的东西。这套东西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国家、人民蒙受了很大的痛苦。现在，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这套“左”的东西仍然是我们的主要障碍。当然，这套“左”的东西不是指谁有，谁没有，不是指具体的人，是指“左”的思想，“左”的体制、“左”的做法、“左”的习惯。(摘自1987年11月9日在天津市传达贯彻党的十三大精神大会上的讲话)

　　“初级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必然存在许多特有的情况，既不能把现阶段必然出现、应该允许存在的东西简单加以排斥，也不能超越阶段，把将来才有可能办到的事情放到现在来办。(摘自1992年1月22日同黑龙江省委负责同志和宣传、文化部门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讲好的，讲坏的，讲成绩，讲问题，讲进步，讲差距，面面都讲到，但不讲比例，不讲主次，不讲缓急，这不是完全的辩证法。(摘自1988年2月同天津市政府文件起草组的谈话)

　　谈实践

　　在现实生活中，当实践和文件发生矛盾时，咱们常常不是修改文件，而是修改实践；实践跟领导人讲话发生矛盾时，常常不修改领导人讲话，而是修改实践；实践和书本发生矛盾时，不说书本脱离现实，修改的还是实践。如果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摘自1992年8月10日听取内蒙古自治区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讲话)

　　谈改革

　　有些人形成了一个习惯，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定性，先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讲过，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生下来，先起个小名，这小名不讲究，叫阿猫、阿狗、铁蛋都可以，关键的问题是孩子要养得好，要结实，要聪明，要有本事。(摘自1998年4月17日同温州市领导和企业界人士座谈时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某些资本主义因素和形式，不能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也没有必要“犹抱琵琶半遮面”，非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才敢用。凡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就应该允许存在，这不会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摘自1987年6月27日在天津市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谈发展

　　下了高棋得意，下了臭棋生气，下了废棋不在意，其实废棋有时比臭棋损失还大，它耽误了许多时间和机遇。回想一下，建国以来我们下了多少废棋！(摘自1981年7月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发言)

　　谈民主

　　否定民主对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对民主政治建设不积极不热心是错误的。不顾我国具体国情，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是危险的。把发展民主看得过于简单，急于求成是会误事的。看不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对前景缺乏信心是没有根据的。(摘自1999年3月11日在地方政协主席座谈会上的讲话)

　　贯彻民主集中制，笼而统之地讲是不行的。有的地方本来就没有什么民主，你还去解决集中不够，那更是一个人说了算了；有的地方本来就集中不起来，你还去解决民主不够，那就更是谁说了也不算了。(摘自1994年10月19日听取贵州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履行程序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是有一些“麻烦”，但它是民主权利的体现，也是集思广益的过程，添了一些小“麻烦”，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导致的大“麻烦”。(摘自1995年6月5日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听群众意见要真心真意。要找确有意见并敢于提意见的人而不是一味说奉承话的人；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而不要让人把话憋在肚子里；有闻过则喜的胸怀，对待提意见的人不是反感而是感激，把能听到不同意见当作莫大的好事。(摘自2000年2月24日听取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谈务实

　　在理论上、文章上、条条上、言词上、概括什么说法上下功夫，这是我们的优点。但是在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说法上，来回地捣鼓，来回争论，浪费时间，结果丧失了机遇，这也是我们的教训。(摘自1992年4月22日听取潍坊市委负责同志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贯彻上级的指示要结合实际，既不能借口特殊，自行其是，干扰统一部署；也不能不顾实际情况，等因奉此，生搬硬套，只起录音机、传话筒的作用。那种单纯的照抄照转，看起来似乎是执行得很坚决，实则是最大的怠工，必定坏事。(摘自1985年5月为《天津日报》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谈文明

　　有些领导干部的自然科学专业知识比较丰富，而社会科学综合知识比较欠缺，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在有的地方、有的单位下降了。有些领导干部，就事论事的多，对问题进行综合、概括、抽象的少；研究具体方法多，研究一般规律少。这种状况令人忧虑。(摘自1997年1月24日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专题研究班结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对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上，第一，要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区别开来；第二，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在社会科学某些领域很难区别开；第三，不要用政治问题来限制学术问题的研究。一般来说，真正跟你开诚布公地探讨问题、提出意见的是好心好意的人，而别有用心的人，希望你倒台的人，未必能公开给你提意见。(摘自1987年6月11日在天津市调查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林阳、刘毅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