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新拆迁条例的阻力在于权力错位
□ 本报评论员 李琼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已过半年，仍无正式出台的时间表。接近国务院法制办的人士说，拆迁修法已非当前工作着力点。而了解情况的法律学者和律师说，新“拆迁条例”或已胎死腹中。
尽管还未有官方的正式表态，目前在新拆迁条例草案之上的博弈已经在现实中显现，种种阻力让人对新条例的前景感到忧虑。
新拆迁条例草案的出台，明确表明民众的基本权利将成为征收与拆迁过程中的首要原则，从而备受社会期待。在此之前，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旧拆迁条例，不仅引发大量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已经有过诸多血和泪的教训，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新拆迁条例草案正是在学界和民众强烈呼吁的推动之下，以求实现整个拆迁思路发生“根本性改变”。从新旧条例的对比来看，这种“根本性改变”，正是体现在政府角色和职责从拆迁的主导者向民众权利的�；ふ叩淖渲�。
但现实并不令人乐观。仅从最近几天的新闻来看，旧的拆迁方式仍然没有终止的迹象。7月24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昆明投资3亿元、刚建好不久的新农村住宅小区新村被强行列入拆迁改造范围，为达到拆迁目的，官方将其定性为违章建筑，开始强拆。7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则披露了四川会理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出台规定，直系亲属不同意拆迁的将面临调离岗位、扣发工资的处罚。强制拆迁的此起彼伏表明，即便是国务院办公厅于今年5月15日下发紧急通知，强调“对采取株连式拆迁和突击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不少地方政府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维持旧状，展示出强硬姿态。以往拆迁过程中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因为中央的一纸禁令发生转换。
这样的抵抗自草案公布之日起就未停止过，其力量之强大，既体现在现实的行动中，也存在于博弈空间和博弈能力的较量中。今年2月初，有地方的拆迁办主任致信参与修改旧《拆迁条例》的北大教授沈岿，认为新条例将会导致城市无法发展，财政收入无法增长，明确反对新草案。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也有地方官员嘱咐委员考虑切实利益，谈拆迁问题要“嘴下留情”。
拆迁模式是体现政府求发展的意愿还是体现对民众权利的�；�，直接关乎当下地方政府最核心的利益，因此其中可能出现的阻力和游说完全可以想见。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高楼大厦、商业街区和住宅小区开发和建设速度，从而赋予了暴力拆迁、强制拆迁以天然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并集合一切行政强制资源扫除一切障碍。与之相伴的，是政府将自己的职责更多的定位为城市建设的主导者，而非�；す袢ɡ�、实现公共利益的服务者。这种政府职责的错位如不能得到根本扭转，我们就很难指望地方政府自缚手脚，放弃在城市改造、开发和建设中的绝对主导权。因为这种主导权的放弃，实际上就是要求政府要为民众物权和公共立场，放弃极其巨大的政府收益和光鲜亮丽的政绩。
因此，我们对新拆迁条例前景的关注，与其说是对一个条例命运的关注，不如说是对公权私权有无对等博弈空间的关注，对政府能否真正向服务型转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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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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