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不到李连达院士作假的动机”

　　新京报：在调查此事的过程中，李连达院士和药学院药理实验室主任吴理茂都有怎样的说法？

　　杨：贺海波的文章署名的另外两个作者都说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一个是通信作者吴理茂，一个是李连达院士。

　　李先生在我们学校药学院有一个研究组，如果李先生不在学校时，就要由吴理茂负责。

　　吴老师这两年在哈佛药学院进修，要等到2010年才能回来。但吴理茂曾要求，所有从这个课题组出去的文章，作为实验室主任，都要署上他自己的名字。

　　新京报：现在李连达院士声称自己此前不知道论文造假的事情，学校方面怎么看？

　　杨：李先生告诉我们他确实不知情，大部分文章都是在2008年以后发表的，他当时正在美国。我们去年10月份开始查这件事时，他说不知道，但具体说知道不知道，也不好说。其他的署名老师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正在调查。

　　从调查的情况看，李连达先生究竟有没有卷入贺海波论文造假的事件中去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三句话：没有找到李先生涉及此事的证据；找不到李先生作假的动机；确实存在管理不严的责任。

　　新京报：没有找到证据，是不是说李连达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杨：没有证据表明有关系，我没有说没关系。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问了论文所涉及的十几个作者，他们都说这事跟李先生没有关系。

　　新京报：那怎么理解李连达没有作假的动机呢？

　　杨：他已经是院士了，你说，包括一篇文章投两个期刊，或者一篇文章东拼西凑，把别人的东西弄到自己的论文里，他有必要这样做？

　　按照李院士的讲法，这几个论文所涉及的内容跟他的课题没有关系，他也没有要发表很多篇文章的压力。而且这些文章的影响都比较小，发表在这些杂志上，不是这些领域的top期刊。对院士来讲，他是希望发表有影响的文章。

　　经济上也不会给他带来利益，去年我们学校对文章有业绩点的说法，但他的人事关系不在我们学校，他本身也没有业绩点考核的问题。

　　我们找不到他要作假的理由。

　　“李院士负有管理不严的责任”

　　新京报：要论责任呢？

　　杨：这个课题组里有一两个博士后，有两个已经是教师，还有八九个博士生。这个组的学术规范，怎么投稿，投稿时怎么使用通信作者等，以及学风，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水平。

　　李先生也专门跟我们讲，他负有管理不严、对学生在学风方面教育不够的责任。

　　吴理茂现在美国，按照我们学校的管理，如果你是通信作者，总是有责任的。这个问题调查清楚之后，他应该负什么责任就要负什么责任。他现在哈佛药学院进修，有些东西不太好调查，因此还没做出最后决定。

　　关于投稿的事情，比如说通信作者。贺海波和吴老师提供的说法是，文章中通信作者的E-mail是吴理茂的，但贺海波联系投稿时，写的联系E-mail用的是自己的，而没有把通信作者的E-mail留上去。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说法可信吗？

　　杨：这个问题我们还正在调查。现在已有初步的证据说明，吴老师起码在事后知道有署名自己的文章发表。但是联系的过程他是不是知道，现在还不知道。

　　“这次论文署名问题算不上学术潜规则”

　　新京报：李先生声称不知情，但自己的名字却屡屡出现在论文中，你怎么看？

　　杨：他说他不知道，这都是别人加上去的，我们也不太好怪他。管理不严的责任肯定是有的，按照学术规范，所有的作者都必须知道。如果我的学生写一篇文章写我的名字，我不知道，那我马上要把这个学生开掉。

　　作为合作导师，作为药学院的院长，李老师肯定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

　　新京报：像这次论文署名问题，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学术潜规则？

　　杨：这算不上学术潜规则。按贺海波的说法，写上名人的名字，容易发表一些，希望能够被采用。他还专门写了一句“文章经过什么什么人英文改稿”，实际上也没经过这个人的英文改稿。他就是担心刊物说他的文章英文不好。

　　新京报：另一位揭发论文造假的祝国光曾提出疑问，在欧洲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每篇要支付300至500欧元版面费，粗略计算，十几篇论文需要3万至5万元人民币，非贺海波个人力所能及。

　　杨：要说贺海波的文章有没有缴过版面费，目前我所了解的账面上没有，因为贺海波之前是副教授，他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科研经费。

　　新京报：现在看来，贺海波承担了全部责任，会不会是受到了什么压力，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他的检讨书会不会有不真实的内容？

　　杨：从以往的案例看，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往往都是当事人推卸责任，而不是主动往身上揽责任。虽然他的检讨书不能公开，但我觉得，看过的人都还是能从中感觉到他的真诚的。

　　要说承担替罪羊的角色，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贺海波以后不可能再在这个领域做下去了，可能也不会再跟这个领域的相关人士有什么关系，也就不至于会遇到什么压力了。

　　“造假人一辈子都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戴德哉和祝国光的这种学术监督行为？

　　杨：我们还是欢迎学术监督的。戴老师向我们提供信息后，认为学校处理得很好，主动给我们发邮件说这件事跟李先生没有关系。

　　祝国光给我写了两封公开信。在他写第一封公开信之后，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进行交流。

　　新京报：对一些年轻人学术失范行为，你有什么看法？

　　杨：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是专门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委员会，我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早在去年11月30日，这个委员会在中南大学举行“中国科学道德诚信建设报告会”，我在这个报告会上临时加了贺海波论文造假的案例，当时有500多听众在场。

　　我告诉他们，年轻的时候，你想提职称，想往上走，如果做错了一件，就会终身遗憾。

　　其实，学术造假对造假人而言是很危险的。因为造假是白纸黑字在期刊上，这些期刊是要不断被别人学习的，无论事隔多少年，一旦被发现都会遭投诉，而一旦调查，就跑不掉了。这样你就一辈子都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这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本报记者 郭少峰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