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高中学历，蹬三轮的，复旦博士生——这样一串词语，让辽宁人蔡伟成了这个高校招生季爆出的大冷门，也注定要成为这两天媒体炒作议论的最热门话题。

　　在冷门与热门之间，真正惹人关注的，是复旦乃至教育部这一次特许一名高中生考博的举动，是否意味着已运行多年的高校通过专业和英语等课程考试选拔研究人才的固定机制，终于有了改革的新动作？

　　按照复旦研究生管理者的说法，他们在这方面早有突破：两院院士、优秀教授通过申请，已享受自主招生的权力，录取谁导师说了算。近些年来，大多数高校，尤其是知名院校，在硕士、博士招生中大抵如此，尊重教授选择的声音越来越高。然而，专家说了算的，只是专业考试的内容、形式和分数，对于考生们，招考科目未变，影响考博、考硕结果的根本因素便似乎仍然不可撼动。

　　复旦尝试招收蔡伟读博，便最终打破了这样一个形式上的惯例。所谓惯例，其实也不过是在30年前恢复高考之后逐渐形成的以固定科目考试分数录取的招生制度。若再往前回溯，那些破格选拔人才的先例实在多如牛毛。最集中的时期当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蔡元培聘用没考上大学的梁漱溟任教北大哲学系，胡适让小学没毕业的沈从文站上中国公学讲台；清华大学的招生野史中，不拘一格录用偏科专才的轶事简直比比皆是，钱钟书先生数学考零分照样被看作文史高才生的故事，是其中代表——零分据说是夸张的以讹传讹，但轶事广播所蕴含的今昔对比意味则清晰无误。每每都是说者津津乐道，听者心驰神往，继而一齐感慨：当年，我们曾经多么不拘束于制度，唯才是举！今天，我们的教育制度为什么这么死板、僵化，一定要对人才求全责备？这样下去，会有多少张钟书、王钟书被遗漏民间，不得成才？

　　不论从人数、教育水准还是课程形式上看，当年的钱钟书们入读清华北大本科，其实更近乎今天的硕士博士招生，而不能与已然大众化的今日本科教育相对接。但在招生机制上，这几年国内大学本科招生中自主选拔试验渐渐展开，招收偏科专才的新闻时有所闻，清华录取蒋方舟与复旦未取韩寒，都让人议论纷纷。真正应该去除一统考试程式、寻找对专业孜孜以求的高层研究人才的硕士博士招生，反而平静无波，纵有，也多是“半数博士去当公务员”“官员博士大跃进”或博士学术行为不端累及导师之类消息。

　　这实在是奇特的反差：面向大众的本科招生，关注的焦点，今天恐怕仍然应该在于如何健全和完善普遍的公正公平机制；而更高端的硕士博士教育的选才，才更需要注重专业特质、因材施教、唯才是举的灵活机动。众多忙碌到无暇上课、写论文的官员、老板们顺利披上博士袍的事实，有些讽刺性地说明，博士的招考选拔机制其实向来不乏变通灵活，只是变通灵活的标准，不在于学术造诣，而在其他。

　　从这个角度看，38岁、高中学历、蹬三轮谋生仍坚持20年钻研古文字且自得其乐的蔡伟，在裘锡圭先生等学界权威争取之下，终于有了读少有高才问津的古文字学方向博士的可能，实在，还是一则新闻，一种让人称快的“突破”。

　　但愿，这样破格的博士生，会越来越多，乃至不再是发生在冷门专业里石破天惊般的偶然事件。只为抢得一只公务员饭碗或仅起装饰功能的博士比例，愈少，愈好。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22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　姜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