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东莞为应对物价飙涨，向19.9万名困难户籍市民发放了每人1000元的“红包”，获得一片赞誉。今年为了应对受金融�；�冲击造成的村集体收入剧减，东莞市财政将再次大派2.3亿元“利市”，将人均纯收入未超过4700元的村分成4档进行补贴，户籍人均补贴分别为100元、150元、400元和600元。

　　东莞直接以“红包”，对本地困难居民进行补贴，在内地似乎是开了个先例。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东莞的“红包”模式，向困难群众发放补贴。而就在几天前，中央政府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向7400多万困难群众发放90多亿元的生活补贴，更是将这一幕模式推广至全国，给特殊困难群众送去了新年大礼。

　　如果说东莞去年的每人1000元大“红包”是源自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那么今年再次派发2.3亿元“红包”，更显得非同寻常。作为一个高度依赖于外向型经济的城市，此轮金融�；�给东莞带来不小冲击，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东莞利用外资出现了负增长。但政府遇到困难，普通老百姓也会遇到困难，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日常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东莞市还能从公共财政中拿出2.3亿元，补贴困难群众，实在是需要相当足的底气和相当大的勇气。

　　来看看东莞市是如何从财政中挤出这2.3亿元的“红包”。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之外，东莞市明确提出政府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并提出了“5个零增长”和“4个减半”的要求，涉及的都是缩减政府开支方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新加坡和韩国为应对金融�；�而给公务员减薪的做法。两者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将节省下来的公务开支，用于惠及民生，一方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借机革除政府部门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底层困难群众度过非常时期，体现共度时艰的官民一体情怀。一个政府部门省个几百块几千块很容易，但对于困难群众，几百块却可以过个好年，甚至可以解决一个月的生活费用�；痪浠八担�几百块钱对于不同对象，其使用价值也不尽相同。在特殊时期，政府应该将几百块钱的使用价值最大化，用到该用的地方，2.3亿元的“红包”可以发挥众多几百块的作用，给众多困难家庭送去温暖和希望。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勇气，东莞市两次派发大“红包”具有一定的导向和示范意义。此前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向民众发“红包”的做法，其中有的是为了帮助困难群众渡过经济难关，有的则作为一项长远的制度安排。这些体现的都是政府为民众谋福利的执政思维。

　　昨天有媒体报道,国内有10位教授提出“反周期财政政策”建议，给人均年收入低于1.2万元的家庭每人发放1000元的消费补贴，这种“红包”虽然更强调“扩内需”之目的，但与东莞模式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唯有实实在在地为那些困难群众解决生活需要，这样的“红包”才宜制度化、长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