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据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中新社发 刘君凤 摄

　　伟哉，农民由“土里刨食”而“土里刨金”

　　同样的土地，以前只能收割作物，政策一变，现在却能收割金子。对比英美法系确立财产权和欧洲大陆的高福利的体制，农民的土地收益权这项土地政策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我们这一代人对“三中全会”是有特殊感情的，面对“文革”后留下的烂摊子，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解决了“文革”中遗留的问题，并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新型生产关系，为今后农村生产力水平的飞速发展吹响了号角�？梢运�，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就没有农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就没有改革开放和今天国家的强盛。

　　而历史将证明，确定了农民的土地收益权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又一次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三中全会”，对于占我国人口总数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农村人口来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几千年以来，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把土地当作吃饭的依靠，取得微不足道的收入，所以就有了“土里刨食”这种说法。以前地方政府要征地，便会成立一级土地开发公司，采用“一套班子，两套牌子”的做法，给予农民以或多或少的补偿，从此便买断了他们的土地收益权。如果以后土地增值或者在该块土地上建立的项目有了盈利，则收益全部会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拿走，土地的原主人农民却没有任何从这些收益中“分一杯羹”的权利。我的岳父母就属于“失地农民”，他们的土地已经在这届三中全会之前被地方政府收走。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仅靠出卖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取得的微薄收入，仅能满足农民的温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几千年来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状况。所以说中国的农民苦，中国的农民累！

　　而今，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抓住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矛盾的关键。在这个前提下，与以往地方政府对被征用土地的武断定价不同，今后可以以公开市场拍卖的方式，让市场来对土地的收益权定价，并且农民可以把土地将生产资料的名义入股在该土地上的在建项目，从而参与该项目的收益分红，以前只能出卖农作物或一次性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一级土地开发商，而从这届三中全会开始，农民却可以长久地享受土地今后带来的收益，真正由以前的“土里刨食”转变为“土里刨金”�？梢栽ぜ�，此举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参与到房地产的利润分配中去，长久地享受土地收益所带来的好处，从而更加体现和谐社会的本质。

　　对比英美法系确立财产权和欧洲大陆的高福利的体制，该项土地政策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我国把自身客观情况与各国经验相结合，既明确并尊重人的财产权，又兼顾到了社会福利，是中国在探索人类文明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又一次伟大探索。

　　展望未来，我对农村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新制度的颁布，确保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收益权，可以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对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深远影响。此举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可以从土地入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长期贫困、农民收入增长慢的现状。农民收入快速增加，农民消费也会相应增长，可以预见一个广阔的农村大市场将会被开发出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扩大我国内需，缓解我国经济对外的依存度，刺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十七届三中全会，30年的时间中，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家对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使农民能从土里刨出食，并且填饱了自己的肚子，已经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方面的成功典范而载入史册。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将会把千百年来农民“土里刨食”的状况变为“土里刨金”，同样的土地，以前只能收割作物，政策一变，现在却能收割金子。运用原有土地资源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收益，真正使农民参与到社会发展的福利分配中去。我相信，几十年以后，当我们回首这届三中全会，我们会发现一如1978年的那届三中全会那样，是使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起点，也是中国社会向全面和谐的目标迈出的一大步。(周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