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对于电影金马奖来说是重要的一年。40年前，金马奖创立；20年前，台湾新电影运动开始。似乎这是金马奖值得庆贺的一年。
但事实上，这又可能是近年来最尴尬的一届金马奖。年初，举办本年度金马奖的预算被冻结；两个月前，关于本届金马奖的各种批评就不绝于耳；甚至连新电影运动领袖人物侯孝贤出任评审团主席也引来颇多争议……
年初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前不久刚刚结束的金鸡百花电影奖都遭遇到各自的尴尬，这种尴尬不仅仅属于某个华语电影奖，更是电影奖所依附的华语电影工业生存状况的浓缩写照。在这个华语电影徘徊于困境与发展之间的时候，金马奖四十年来的风雨历程为华语电影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即将于本周末揭晓的台湾电影金马奖，1962年开始举行，1964年停办过一次，今年已经是第39届了。放眼世界，金马奖称得上是历史悠久的华语电影奖。
然而这匹马一路跑过来，却有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感觉。去年第38届，由于主要奖项全给了中国内地和香港电影人，台湾电影几乎全军覆没，本土派的“立法委员”们干脆在审查“新闻局”的预算时冻结了补助举办金马奖的1800万台币预算，声称要“新闻局”好好检讨一下：如果最后的奖都是给了非中国台湾拍摄的华语片，金马奖是否还有举办的必要。结果金马执行委员会差点因为预算冻结而断粮，员工薪水一度发不出来不说，所有新年度的工作也都停摆，使得今年的金马奖几乎是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下举行。
先天优势后天不良
平心而论，金马奖最有资格成为华语电影代表性影展的电影节。一来它成立时间早，二来它既摆脱了将电影视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包袱，在观影人口的包容度上，也比一切以商业为依归的香港市场多元化；加上1980年代以来台湾电影在国际影坛打下的一片天空，电影节本身对外号召国际影人前来参与的吸引力也十分强烈。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其实是很有机会让金马奖逐步走出地域影展的局限，朝国际电影节的规模发展的。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电影政策的摇摆不定，始终在所谓的商业—艺术、本土—开放等二分法的争论泥淖里打转，主事单位的目光如豆可见一斑。加上本地电影工业景气持续萧条，电影人为了自身利益互相倾轧；长年吵闹之余，却看不到几部实至名归的好电影、或一站出来就星光熠熠的颁奖典礼，使得社会大众逐渐对这个电影奖感到不耐烦，对它的感觉有点像是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事实上，和金马奖(竞赛性质)同时举行的台北金马影展(观摩性质)，在邀请影片的格局上，始终都还维持不错的水准，这必须归功于早年承办影展的电影图书馆馆长徐立功(现在已经是知名的制片人)，基于对电影艺术的热爱，让当时的影评人如黄建业、陈国富、焦雄屏负责国际影片的邀展事宜，在台湾外语电影市场还没有像今天如此大量开放的环境下，适时给了饥渴的观众多元化的观影选择，也为影展本身带来不少票房的收入。后继者继承这条路线，继续发扬光大，让不少欧美、日韩或第三世界(尤其是伊朗)的电影在台湾找到了发行的渠道，使得台湾是世界上少见的艺术电影发行热络的地区。而在华语片上，金马影展也在1990年代初李行担任主席任内，开始把各地的华语电影创作引进金马影展作观摩放映，接着又邀请中国内地影人参加影展，堪称是两岸电影文化交流的重要推手。
然而竞赛项目牵涉到名分与奖金，在面对金马奖应该优先鼓励本土电影人或是对所有的得奖者一视同仁的争议时，大家还是又吵了好几年，先是本土派占上风，但后来本土电影有了奖金还是拍不出观众想看的电影时，忽然大家又都觉得金马奖肚量应该大一点，不要计较那10万20万台币的奖金。于是去年的秦海璐和刘烨才都抱了奖金回对岸。
这几年，在前任主席李行和现任主席王晓祥的积极奔走下，金马奖的参展章程里已经把报名资格改为只要是华语电影都符合参赛资格，工作人员也不再设限是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或是老外，在格局上算是得上是一个恢弘有气度的电影节。但是早年台湾担心中国内地来台统战的忧虑，今天反而情势逆转，对岸电影邀不过来了！
去年影帝影后都是中国内地得主的画面还没淡去，今年却因为两岸关系气氛不佳，中国内地影片全面地拒绝来台参展，例如《那时花开》就在报名后又撤销，理由虽然是要参加巴西影展，但真正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金马奖曾与中国内地方面约定，绝不私自邀请未获当局同意的影片参展。
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早在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大陆第5代导演崛起时就已经从国际影展开始。在现在的情况下，究竟金马奖还有没有机会扳回一城，重返华语电影汇集地的盟主地位，其实也深刻地影响台湾电影未来的发展定位，这两年将是很重要的。
辅导金的连累
严格来说，金马奖到今天走不上国际舞台，扮演华语片影展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和台湾“国”片辅导金始终无法脱钩的窘状，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在过去，由于金马奖的举办经费多数是由“新闻局”拨款给由电影界龙头代表组成的电影基金会，再由基金会设立金马执行委员会来执行，和“国”片辅导金一样，都是属于辅导台湾电影的科目范畴。于是“立法委员”在审查预算时，自然就将二者联想在一起，好像连体婴一样，其中一边不对劲，就代表另一边也有问题。
自从台湾在1989年实行辅导电影拍摄制作的“国”片辅导金制度之后，辅导金电影每年是否能在金马奖上有所斩获，就成了认定辅导金是否有所成效的重要依据之一(其他例如参加国际影展、台湾卖座成绩，也是评量的标准)。但事实上两者的发展已经愈来愈歧异，金马奖试图扩大参展影片的范畴，辅导金则濒临存废�；�。在年初冻结“新闻局”的辅导金预算时，就有不少台湾导演出面呼吁，辅导金可以取消，但是金马奖不能停办。这似乎说明了辅导金举办多年下来，连曾经身获其利的导演都已经不认同它在提振台湾电影上的效力。
今年金马奖评审团主席侯孝贤就语重心长地说：“辅导金叫导演太沉重。以前靠剧本获选，投靠片商包拍，先被片商扣掉十分之二三的费用，用剩下的钱勉强拍的成品，品质大打折扣。现在分两阶段审核，每况愈下，因为初选者和投资片商不敢用高成本拍片，造成恶性循环�！�
侯孝贤指出，不少导演缺乏市场概念，抱着“过瘾”的心态拿辅导金拍片，个人意识心态太重，难获共鸣，所以他力主该废掉辅导金，政府要辅导的对象，应该是第一次拍短片的年轻人，帮他们敲开学习拍片实务的大门，接下来，不能靠政府，必须要自己去闯。
辅导金牵涉的问题十分复杂，在台湾已经讨论多年，始终得不到最后的结论。因为每个不同环节的电影工作者都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找到最有利的位置。而官方其实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诚意，每年1亿台币的金额，对整个“政府总预算”而言只是九牛一毛，它要烦的事情够多了，哪里还管得到这么一点小钱。而“立委”们早年在电影得奖时还抱着凑热闹的心态出来呼吁金额要再增加等等，但是现在得奖的几率小了，观众又对台湾电影骂得凶，没有言论市场的支持，根本不懂电影的“民意代表”就更兴趣缺缺了。
但是当杨德昌在多年前就宣布不再角逐辅导金，李安在好莱坞脚步站稳不再需要这杯水车薪的辅导金，蔡明亮有了欧洲片商的支持，侯孝贤也登高一呼“废辅导金、保金马奖”时，或许已经让我们看到金马奖振衰起敝的一线曙光，至少大家已经了解，台湾电影的破败不再是它的宿命，孪生兄弟也该是脱离母体各自独立发展的时候了。
台湾近10年来拍片量大幅减少，每年不过20来部的产量，在年底的金马奖上自然不会缺席，不过由于辅导金电影的水准参差不齐，加上台湾电影创作已经给了外界“自己爽就好”的印象，除非是重量级的导演作品，否则辅导金电影多半在提名阶段就已经遭到淘汰。当加入了港片和大陆影片等角逐者之后，如果又遇到本来就对台湾电影没有善意的评审团，呈现的自然更是一面倒的结果。这也正是“金马奖等于台湾电影辅导失利”的批评由来。
以今年为例，提名电影中除了《美丽时光》是获得1000万台币辅导金的电影外，几乎其他的辅导金电影都得不到青睐，这时候就有金穗奖的青年导演们攻击金马奖独钟情外片，歧视自家电影的言论。在笔者看来，这实在是非常狭隘的见解。
当金马奖已经是华语片的重要视窗，如果一味计较它是否应该鼓励台湾本土电影，只会让电影节固步自封，走不出台湾岛。而台湾的创作者如果不能敞开心胸，培养出就电影论电影的心态，还在那里要政府的施舍、要老百姓缴税养电影的话，真的就只有自取灭亡的路。
评审制度有待确立
金马奖多年来始终被批评在得奖名单上缺乏个性，既没有奥斯卡融合专业与民主的通俗取向，也做不到戛纳电影节的精英口味。以至于在作为一个电影节时，无法呈现独特的风格，自然也就缺乏吸引电影人或观众参与的魅力。
金马奖在评审制度上的摇摆不定，从早期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官方评选，到产官学界各有代表的评审团制，甚至还仿效过美国的奥斯卡、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做法，由电影从业代表票选制，每样都试过，但是每种方法都无法取悦所有的人，这正是典型的官方影展在转型为民间电影节时最容易遇到的问题。
政治解严之后，少了官方的干预，金马奖却像墙头草一样，每年的得奖名单口味众多，不一而足，甚至还有媒体批判评审团是以接近分赃的方式给奖。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早期金马奖对票房还有相当程度的助益，电影得了奖上片往往大卖，所以片商总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在评审名单中运作自己的人马护航。然而现在的金马奖早已经失去了商业效力，无论得不得奖，对票房的影响其实很有限，此时再出现金马奖路线之争时，其实就是单纯的评审口味或专业度的问题了。
评审的遴选影响得奖名单，每年的评审都是基于不同的目的出线，金马奖的风格自然年年不同。过去由于金马奖的“老板”是电影基金会，而基金会成员又多半是片商，当基金会是遴选评审团的主要角色时，评审的组成往往不离预期。哪些评审和哪些片商交好，大家其实心知肚明，但是又苦于没有证据，只好以公布讨论内容作为规范。然而这样做实在不足以约束早已有得奖名单的特定评审，以至于每年奖项揭晓后的决选讨论内容，总是成为当年度电影界的笑话大全，许多脱离电影、毫不专业的言论屡屡出现，加上得奖影片事后上映时被观众讪笑，无形中使得金马奖的公信力日益下降。
不过以笔者的观察，金马奖在去年王晓祥上任主席之后，的确在评审团的组合上展现了前所未见的强势作风，电影基金会成员被阻隔在遴选名单之外，因此尽管有去年《蓝宇》和《榴木连飘飘》大获全胜的情形，来自舆论的批评却已经不复往年，这是值得鼓励的。今年在侯孝贤同意担任评审团主席后，他也扮演一如其他国际影展主席的强硬作风，包括坚持评审过程事前事后都不公开，邀请其他国家和中国内地、香港的评审团成员参加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原本邀请的田壮壮无法成行，原因不明)，我们看到评审名单中出现了日本杰出的新锐导演行定勋，韩国导演金弘准，香港电影节总经理、同时也是资深影评人李焯桃，作家韩良露等人，尽管整体的专业水平仍有些许落差，但对多年来为人所诟病的金马评审制度，至少已经有了改善的契机。
媒体反应呈现疲态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金马奖的造势和话题，似乎也随着台湾电影的萧条，逐年在递减中。
众所皆知，一个电影节成功与否，除了有没有值得讨论的电影和引人注视的明星出席之外，关键往往也在媒体的造势。媒体重视、报道多，观众自然会注意，反之媒体漠然，不予重视，大众恐怕连它举办过了都还浑然不知。在台湾，不只电影节有这种现象，许多文化性的活动，现在都很难吸引媒体的目光。理由很简单，活动太多了，而媒体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下早就领悟到什么样的议题有卖点，什么样的内容读者或观众才会看，所以一旦没有明星、没有内斗、贪污或丑闻，只是每天同样的一班人在记者会上疾呼呐喊：“救台湾电影！”不仅记者麻痹，观众也只会对台湾电影或金马奖更没有兴趣。
媒体没有兴趣报道金马奖，主要的关键还是近几年无论本土电影、港片(中国内地电影就更不要提了)在台湾卖座都奇惨无比，即使有大明星如刘德华、郑秀文主演的电影，依旧不到一周就下档，直接进到影碟市场或有线电视中。明星拉不回观众，华语电影成了小众娱乐，于是金马奖的热度往往只有一天的寿命，颁完奖隔天的新闻满满好几张，之后就有如亚特兰提斯一般，沉回神秘的大海，等到水晶折射角度对的那天，才又出现在世人眼前。
而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似乎也就成了金马奖的宿命。
新电影二十年春天就要来了吗
也许看到这里，不少人都会认为，金马奖或者台湾电影大概已经没希望了。然而从一些蛛丝马迹当中，笔者还是乐观地认为，当严冬来时，春天还会远吗？如果台湾电影已经到了这样万劫不复的地步，难道它还不触底反弹吗？
今年金马影展的活动中，笔者参与最多的，是“台湾新电影20年”以及“台湾电影新势力”这两个单元。前者是20年前的金马奖参赛片，后者则是今年台湾电影整体交出的成绩单。两相对照，我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对比。
1982年，由四名年轻导演杨德昌、柯一正、陶德辰、张毅以低成本拍摄出的《光阴的故事》，在当时获得票房成功与媒体的好评。这群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在题材上审视台湾的历史经验，并创造出以深焦摄影和长镜头运动为主的美学风格，台湾新电影运动自始展开。
20年后的今天，在新电影运动中及1990年代后具有代表性的40部影片，包括《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恐怖分子》、《童年往事》、《小毕的故事》、《我这样过了一生》……重新回到电影院和许多当时根本还没出生的观众见面，回顾这个台湾电影史上最重要的电影运动和它所产生的电影，我依旧认为那是台湾电影最辉煌的年代。只是这些作品的导演，除了少数人如侯孝贤、杨德昌还在坚持拍片外，其他人几乎都不在电影界了。
至于几乎全数是新一代作者所构成的“台湾电影新势力”，除了张作骥《美丽时光》比较为人所知外，其中有不少都是新电影导演的学生。在这些人当中，我看到了一些和当年新电影一样有想法、有独特语言的作品，例如郑文堂的《梦幻部落》、萧雅全的《命带追逐》、邓永星的《7-11之恋》、杨顺清的《扣扳机》、杨力州的《过境》、郑有杰的《石碇的夏天》，都有惊喜。
新一代的台湾导演，显然很清楚新电影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不是成群结队搞革命，反而一步一脚印在经营自己的电影梦，广告和音乐MTV显然是他们最重要的养分。例如萧雅全、邓永星，都是拍了多年的广告片，再以集资的方式拍出处女作。例如郑文堂，先在公视拍纪录片，再逐步发展为电视电影格式的剧情片。仍在台湾大学经济系就读的郑有杰，在拍短片的同时，则是接拍音乐录影带维生。笔者看到的希望在于，这些作品都有相当程度的技巧，不若以往连摄影构图都不懂的导演，也申请到辅导金；电影的内容也都言之有物，至少不再是无病呻吟的梦呓。这些新人，就是台湾电影日后的种子。
在今年的金马奖中，虽然台湾电影只有《美丽时光》获得9项入围，但其实下半年的台湾电影，有着浓厚的文艺复兴气息。拒绝参加金马奖的《蓝色大门》，是易智言在《寂寞芳心俱乐部》后的第二部作品，历经多年广告片拍摄的训练后，易智言在影像上呈现惊人的进步，加上成功的选角和对青少年心理的细腻掌握，使得这部校园小品，成为年度台湾电影的惊喜，可惜的是出品的吉光电影公司以“不想再遭到金马奖的屈辱”而拒绝参赛(与过往的不愉快经验有关)，堪称今年金马奖的头号遗珠。
至于挟着好莱坞资金与科技，走《卧虎藏龙》模式而拍成的《双瞳》，导演也是新电影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陈国富，历经多年的策划、制片和导演历练，陈国富发挥他最擅长的跨地域、跨文化的市场整合策略，做出一部真正融合各式商业元素于一炉的惊悚片。
尽管有人认为这些电影只是在同一时间出现，并不代表台湾电影已经走出谷底，但是从某些电影集体所呈现出的活力，笔者还是忍不住要说：“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施耐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