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间不够,另有隐情?
不久前还在北京大学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刘涛(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了解的情况是,绝大多数长江特聘教授还是全职在这里工作的,虽然在各个学校都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但那毕竟是少数!拔颐窃急钙盖胍晃籙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专家作为长江特聘教授,当时教育部已经批准,就要签约了。但是由于她无法承诺每年回国工作的时间,最后只好作罢。”
史新(化名),是第二批受聘于北大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在北大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同时也是史新在北大实验室目前的负责人程英(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事求是地说,特聘教授要求大部分时间应当在国内,但是史老师并没有做到。他一年回国的时间,累计加起来也就有4个月吧。”
但是程英也指出,这其中另有隐情。她说,史起初也是抱着回国发展的想法,所以才应聘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但来到这里发现,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各方面的配套设施太不理想。因此,在引荐其回国的一位中科院教授的建议下,他没有放弃美国的职务,希望利用那边的一些资源,来帮助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发展。
为此,在2001年时,史新把他的3个研究生带到自己在美国的实验室,接受一年的联合培养,而这其中就包括了程英。“在美国的这一年,是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以来,收获最为丰富的一年。”程英说。
回国后,程英模仿史新在美国实验室的管理模式,完善了北大实验室的管理,使得实验室能够有序地运转起来。实验室成立5年来,以史新的名义,承担了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等多项重要课题!叭绻皇钦庋难≡,我们不可能有如此快的进步!
但程英也承认,由于导师不在身边,研究生的培养确实存在一些障碍。当实验进展不顺的时候,非常需要导师在一旁及时的指导和分析!吧锸笛楹芏喽际怯型枷竦,而通过电子邮件,学生们根本无法给老师表达。如果导师能够一两周回一次国就好了。”程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程英说,原先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模式,可以说是完全不入流,“而史老师最大的贡献实际就在于,为我们带来了这一种新的研究模式,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
但是,当实验室已经形成规模以后,史新为何仍没有放弃美国的职务和研究?如果确实不愿放弃美国方面的工作,当时为何不提出申请改聘自己为讲座教授?记者希望向史新本人求证时,他始终不愿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分散到这些与外界的无谓争吵上。从前在北大的时候(史新长江学者合同期至2005年结束,没有续约)每次从美国回来,下飞机当晚就会直接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和指导,我会把自己有限的时间来做研究和教学。并且,基金和项目的申请均是建立在我完成的能力上的!
史新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刚回来的时候学校连起码的住处都解决不了,有一段时间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这一点,张有学8月5日在美国一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也提到过。这篇题为《一个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看北大——丘成桐风波》的文章谈到,作为长江讲座教授,他在北大每个月的收入,比起其在美国的工资少了许多,甚至还低于他作为密西根大学教授出差时的津贴。另外他还谈到其在北大住的房屋、配套的实验室等都非常不理想。
“弹性越多越好”
刘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江学者收入的主要部分是教育部给予的奖金,而学校方面开出的工资,一般与校内其他教授不会有太大差距,除非校方为吸引某位人才,承诺为其提供更高的薪酬待遇。
刘涛总结道,要这些海外人才完全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即使他们有着一颗报国的心。另外她还指出,这些学者之所以不愿长期回国,是因为他们如果回来了,可能就离这个领域的国际前沿远了,长此以往,自己的学术水平也会受到影响。
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座教授卢乃桂认为,既然有关方面希望这些海外人才能够回来,为国家出一份力,就不应为其回国的具体时间设定统一的标准;而学院既然要引进这名人才,一定是已经清楚他能够给该学院带来相应的帮助。
卢乃桂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了香港高校的做法。他说,对于特聘教授的工作时间,香港各高校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硬性规定,每个人要具体谈。在签订合约之前,学校会全方位的了解,包括学者的个人能力以及他实际能够为学校出多少力。另外,在签约之时,也一定会留有余地;而一旦签约,就必须按照有关内容去履行。
对于教育部的硬性规定,卢乃桂认为:“凡是你希望特聘的人才,一定是你非常需要的。所以,在引员的规章上,还是要有弹性,而且越多弹性,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越有利。”
刘涛也认为,长江学者能否在学校工作满9个月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只要他没有在两地都担任全职教授就可以了,这样他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精力去投入这里的工作。
程英透露说,教育部早就接到过长江学者工作时间不够的有关消息,并且在2004年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是,“有一些学者虽然说工作时间上不够,但也并不是拿了钱没干事,因此北大方面一直持保护的态度!弊詈,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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