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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的绝对意义是为了回顾过去。1982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时，邓小平面对咄咄逼人的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磋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另一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波动。如今，1997前问题和1997问题早已解决，香港和内地一起携手也转眼已是10年。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香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中国在1840年之后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是分不开的。中华民族在完成了自身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仍然需要将孤悬海外的土地召回自己的怀中。

　　10年之后，尽管我们还可以自豪地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反殖民胜利符号，但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快速提升，使得我们已经可以相信，香港不但从形式上回到了中国，而且从心理上也逐渐回到了这个民族。香港学者的研究表明，回归10年，青少年认同自己属于“中国人，其次才是香港人”双重身份的人数增加了41%。

　　这个时候，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香港的符号身份正在发生着转变。反殖民已经成为历史的主语，而2007年的香港，我们要共同强调的将是“繁荣”。香港已经从一个中华民族独立反殖民的符号，转变成了当代中国学习和实践多种社会管理经验的符号。后者的意义，已经不单纯是香港自己独享。在这10年中，内地和香港的联系，通过自由行，通关贸易和文化交往已经成为了一体。

　　香港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内地人在香港观察到的是现代化的典型符号，这曾经让我们艳羡了至少20年。而今天香港人在内地观察到的，则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步伐。这个时候，由于身份的一体，我们不用再通过“艳羡”来远距离看待彼此。但是这提醒我们，我们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式脱离了殖民的枷锁，而且是因为这个国家在10年之前的那一刻开始，有信心面对任何复杂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模式，有信心面对世界对于我们的考察。而后者对于将来，可能更有意义。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从香港学到更多。

　　今天的香港，“繁荣”正在成为两地民众更加重视的“关键词”。跟上这种繁荣的需要，是考验我们魄力和决心的新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也是为了新的开始。